院长访谈|左手持刀救人,右手倾心发明,这位男神院长被誉为中国医学界的马斯克...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何建行
“我要举办第二次婚礼了。”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新住院楼的20楼,胸外科的护士们正传阅一个26岁女孩发来的信息。
女孩和丈夫在马来西亚度第二次蜜月,照片里满满的都是幸福感。谁能想到在不久前,她因为一时情绪激动喝了百草枯,命在旦夕!百草枯是效果显著的除草剂,人喝10毫升便可致死,早期会死于急性肺损伤,晚期则死于痛苦的肺纤维化。惟一的解救方法,就是肺移植——她说,是何院长给了她第二次生命,她要学会珍惜自己。
女孩所说的何院长就是广医一院院长何建行,被他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的人太多了。
李克强总理关注过的普通病人翟凤岗就是其中之一。翟凤岗是中央型非小细胞肺癌晚期患者,去年博鳌亚洲论坛期间,李克强视察海南省肿瘤医院,恰逢中德两国远程给翟凤岗会诊。经过一段时间的化疗后,翟凤岗还需要做支气管和血管双袖式切除手术。他的病例被传到北京、上海和广州,最终何建行果断接手,花费6个小时为他切除被肿瘤侵蚀的血管、气管段,再重建呼吸循环系统。术后第2天,翟凤岗就住回普通病房,第15天顺利出院,他在珠江边散了一会儿步,面色红润,仿佛年轻了10岁。
医学技术的进步给许多身患重病的人带来了一线生机,比如胸心疾病,当药物治疗、手术治疗无法挽回生命时,器官移植就成了最后一缕曙光。何建行就是带来曙光的人。
81岁的江西钨矿退休工人黄伯患有双肺弥漫性纤维化、矽肺、Ⅰ型呼吸衰竭,还有14年糖尿病史和腹动脉瘤手术史。2014年6月25日,何建行仅用4个小时帮他完成了单肺移植,创下世界最高龄肺移植纪录;而一天前,何建行刚刚用11个小时20分钟的超长术程,帮患有弥漫性实质性肺疾病合并高血压的73岁彭奶奶进行了双肺移植术。两位肺功能只有正常人1/10的老人又可以自由呼吸了。
更神奇的是病患老柯。2007年,他因严重的慢阻肺无法脱离呼吸机,用呼吸机支撑8个月,何建行为其进行了右侧肺移植;2012年,老柯的左肺也完全没了功能,何建行又帮他换了左肺:一个人体内有两个不同的移植肺,这也许是亚洲第一例。
老柯是幸运的,他能承担得起 36 41682 36 15287 0 0 3384 0 0:00:12 0:00:04 0:00:08 3384贵的移植费用,并在ICU呆了漫长的8个月,终于等到了合适的肺源。但还有很多需要移植的病人由于缺乏合适的器官,只能在一次又一次的肺病急性发作中,等待着呼吸衰竭伴随多脏器功能衰竭而去的那一天。
记者上一次见到何建行,就是在今年6月9日的中国器官捐献日宣教活动上。这是呼吁国人捐献器官的一个公益活动,何院长在广医一院门诊楼二楼大厅里,向现场的200多名市民深情演说:“越来越多人自愿加入器官捐献的行列,使得很多生命得以延续,这是社会的进步、人类的进步,我们要特别向器官捐献者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因为国人尊重逝者的传统,为了找到适合病患的器官,何院长的团队饱尝辛苦。长途跋涉,夜车、山路数千公里是家常便饭,一个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枕戈待旦,随时出发。有一次,何建行带着助手在昏黄的灯光下完成了捐献者的气管摘除,“我其实胆子很小的,那天有四个人在,我们还是很害怕。”何建行说,最终他们克服恐惧成功取得老人的气管,并在随后的手术中移植到另一个患者身上,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相比移植器官的短缺,一般人更担心的手术问题很少被何建行考虑,他的手术技法已然是一门艺术。截至目前,他和团队已成功完成160多例器官移植难度最大的肺移植手术,最长存活病人超过14年。
1987年,何建行第一次站在手术台上就展现出了不寻常的特质,他没有丝毫的紧张,刀刀见功,让当时还有些担心的部门主任彻底放下心来。
不过,即使是对这个毛头小伙子寄予厚望,老主任也没预料到,短短7年后的1994年2月,何建行就做了第一例胸腔镜手术,成为中国大陆开展胸腔镜手术的先行者之一,也是国内微创胸外科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者之一。
▲何建行和他的心肺移植团队
至今,新住院大楼20楼的胸外科办公室里还放着一台1992年产Stryker782——中国的第一台胸腔镜仪器,这是这间简陋的办公室里最珍贵的物品。“我是经过大量动物实验后掌握了这个当时极为超前的手术,那时全球只有7个中心在做胸腔镜手术,我们就是其中之一。到1996年,我们的手术数量质量已经在全球排名第一了。”何建行说。
也是在这一年,何建行又在国内率先开展针型胸腔镜手术、胸腔镜胸腺切除术、胸腔镜肺气肿减容术。他率先提出肺减容术作用机制的新解释,也被《中华外科杂志》列为“新中国以来外科50大纪事”之一。
这只是开始。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伴随着他的名字,是一个个突破和奇迹:
1994年,开展VATS肺叶切除术;
1999年,完成亚洲首例同种异体气管移植手术;
2003年,完成华南地区首例成功的同种异体肺移植手术;
2007年,率先开展自体肌皮瓣转移气管支气管成形术,开展全腔镜支气管、血管成形术;
2008年,开展食管代气管术;
2011年,开展自主呼吸麻醉下微创胸外科手术;
2012年,在国际上首先开展不使用肌松剂的重症肌无力胸腺切除术及极重度肺功能不全的肺减容术;
2013年,完成国际首例自主呼吸麻醉下的全腔镜袖式切除术;
2014年,实现自主呼吸麻醉胸外科微创手术的全覆盖;
2015年,在国际上率先开展裸眼3D微创胸外科手术;
同年,提出Tubeless VATS理念,实现极致快速康复的无管胸外科手术,部分胸外科手术革命性进化为日间手术;
2016年,他又完成肺癌切除国际标准与淋巴结清扫标准归纳;
何建行还会根据患者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术式,2015年总结形成全链条式的肺癌个体化微创诊疗综合策略。
伴随着手术台上一场场胜利的是,他在The Lancet(《柳叶刀》)、JAMA、JCO等期刊发表相关论文505篇,其中SCI收录218篇,影响因子高达1082.443,被引次数3592次;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JCO(SCI>20分)等高影响力顶尖医学期刊发表论文5篇,约125分。
他也是国内最早登上国际舞台的胸外科专家之一,1995年开始以国家级培训班、大中华胸腔镜外科培训学院及网络直播平台三种形式对全球胸外科医生进行培训。2014年广医一院胸外科微创培训中心成为国内首家被英国皇家外科学院认证并获许使用其标记及颁发证书的专科培训中心。西班牙胸腔镜专家Diego Gonzalez-Rivas曾公开表示:“Dr. He is my master.”
听何建行讲他的故事,就像是读李白的《侠客行》。当然,何建行每一刀下去,都是在救人:“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救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因为在复杂胸腔疾病手术治疗和肺移植上的成功,很多人称他是广东胸心手术“第一刀”,是“刀神”。他对这些赞誉敬谢不敏,他的办公室里看不到锦旗,也没有太多可以表述其功绩的物品:“做事可以,做人低调一点。”
在名满天下之前,何建行也曾毁谤随身。“只做好医生不难,按规定做;做优秀医生就难,必须不停地思考。你思考了新方案,就可能带来了风险。”他说,从推行微创手术开始,怀疑和批评就一直伴随他左右。“老百姓拒绝用新技术做手术,同行也反对创新。老百姓我们不担心,同行的阻力就大了。”曾有很出名的麻醉科主任警告药商和器械商,谁敢邀请何建行参加会议或者谁去广医一院参加会议,就联合抵制他们。
▲中国第一台胸腔镜
1990年,何建行申请肺移植项目,因为年轻被拒绝;1996年,他在全国率先开展肺减容手术,内科转来的都是高危高风险病人,一些病人的肺甚至已经碳化,助手劝他“这些病人死亡率高”,但何建行义无反顾,一口气做了7个。很快,他们的症状都减轻了。
何建行很庆幸,自己得到医院领导和前辈的帮助。在开展肺减容手术时,他曾写过一个专题报告给钟南山院士,钟院士在最短的时间内帮他争取到了最大的空间。
第一扇门打开,空间就越来越宽了。2001年前后,早期胸腔镜手术的5年生存率报告出来,骂的人少了;2004年,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发布指南推荐该微创手术,骂声终于销声匿迹。
当然,他后来的每一次新跨越,依然伴随着不同的声音。何建行无惧挑战与杂音。“先进的东西怎么诞生?有创造性的东西,你可能要顶着80%的骂声、90%的压力。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来攻击你,但是只要坚持就终会有结果,痛苦之后就是快乐,所以我们说痛快!”
“有一句话我很认同:领先者不要领先太多,半步就好了。”何建行说,他不主张年轻人再走他的路,因为这条路“漫长、误解很多、会让很多人不满意”。
如今,何建行细心地保护着也激励着年轻医生。他十分重视团队的传承,给年轻人足够的机会施展拳脚——这是广医一院的优良传统,每次病例讨论会的头脑风暴,他都要求每一位观摩的年轻医生发言。他也会随时把自己的灵感发到微信群里,批评年轻人最多的是“你们脑子转得不够”。
在他的提携下,团队里的年轻人逐渐都能独当一面。何建行最新的一条朋友圈,是有关第18届世界肺癌大会的消息,他的两名学生分别获得International Mentorship Award和Developing Country Award,前者是30岁的梁文华副教授,后者还是一名90后,广州医科大学大五医学生梁恒瑞。
在胸外科的采访中,我听到最多的词汇是“裸眼3D腔镜显示系统”。护士陈莹笑言,“如果何院长不做医生,他最可能的职业是发明家。”
在手术室里,我看到了这个足以改变世界手术史的系统的全貌。医生额头上佩戴一个黑色的微型发射装置,它可以与电脑上的感应器连线,实时调整画面,电脑屏幕上就会出现一个立体高清图像,清晰地展示着病灶、血管和神经。
在副主任护师王莉的讲述中,裸眼3D腔镜显示系统的发明是一个美丽的故事。
她说,何院长本身戴着一副近视镜,再戴3D眼镜就显得很重又不舒服。手术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主刀医生看不清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危险因素,所以何建行对眼镜的佩戴位置和舒适度十分苛刻,不免有护士被他批评。批评多了,小姑娘们就推技术更纯熟的王莉亲自上阵。王莉性格直爽,和何建行是多年的搭档,被说了两次后,就反呛了一句:“有本事不戴眼镜啊!”
何建行还是挑剔,但语气变得平和了许多。转眼就是2015年5月,他告诉王莉,他不用戴3D眼镜了,因为他发明出了裸眼3D腔镜显示系统。
何建行很早就开始了对裸眼3D的研究。“在2D手术时代,只要看得清就能看得准。但3D手术时代我才搞明白,清和准是分开的。”何建行说,3D眼镜会降低亮度,会出现看得清而看不准的情况,而且容易疲劳,“眼球有趋光性,戴上3D眼镜亮度下降50%,目光会不自觉往镜框外更舒适的地方走,人就会感到眩晕。”
每个周末,何建行团队都去光电实验室做研究,遇到不懂的知识就去买书学习,慢慢地积累了一些见解。研发的道路永远是艰苦的,几乎所有参与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在何建行和光电专家的帮助下,只用1年就做出来了。在何建行亲测可用后,庆功宴上,一位30多岁的光电工程师高兴得痛哭一场。
▲何建行在给患者及家属讲解病情
随后的两年时间里,何建行又几度升级系统,稳定性更好,立体感也更强。“我们的团队已通过裸眼3D显示系统完成了近1000例手术”,何建行说,广医一院的妇产科、胃肠外科等也都在运用这个系统。使用者的反应就像是大宝广告:用过都说好。中华妇产科分会全国女性盆底学组副组长、广医一院妇产科主任张晓薇教授就表示,利用裸眼3D显示系统开展输卵管复通术,不仅视野更清晰、操作更快捷,而且还大大提高了成功率。
不久前,省长马兴瑞到广医一院调研,在胸外科手术室戴上这个像精简版金箍棒的仪器,体验了一下裸眼3D的效果,很高兴何建行的创新。回到省政府,马兴瑞还是念念不忘,告诉有关领导说:“你问一下何院长是否需要支持,需要的话省里可以给。”
通常情况下,做科研开发需要立项审批,程序复杂,何建行更喜欢自己组织资源去做,可以自由发挥。显然,在最快的时间里把不可能的东西变成可能,对他是一种莫大的乐趣。
希波克拉底说:“医术是一切技术中最美最高尚的,为人服务与爱技术是并行的。”何建行是这句话的忠实践行者。不过在他这里,所爱的技术既包括医术也包括其他跨界的技术。
▲何建行在查房
何建行的追求也深度影响了身边的人。迄今为止,他的团队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7次,申请授权专利共35项,其中国际发明专利3项,受理实用新型专利申请28项,获得发明专利授权8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17项。
与何建行一同完成华南第一例心肺联合移植手术的心脏外科主任谢少波发明了可调弯鞘管,经病人右颈静脉穿刺,便可直达心脏,在超声引导下,通过调节弯鞘头端的方向和深度,更快速地释放封堵器堵住缺损,减轻病人创伤。
何建行行政上的搭档,广医一院副院长、“吴阶平医学奖”获得者、广东省泌尿外科重点实验室主任曾国华教授则首创了SMP技术,可以在最小的创伤程度下将肾结石取出,并保证患者术后不留置肾造瘘管和输尿管支架管,有效降低了出血等并发症的发生。
据中国医院协会发布的调研结果显示,我国医院约六成院长都是医而优则仕,因此在相关报道中,“学者范儿”“儒雅”“文质彬彬”等形容词时常可见。何建行却让人不肯再用类似的形容词定义,他不像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型院长,而更像一个极客,就像是埃隆·马斯克,特斯拉、SpaceX和SolarCity新能源的创始人。
马斯克善于挑战和跨界,他先后从事的行业都是前沿科技,每一样都做得非常出色。“火箭倒着降落说明马斯克敢想象,这值得我们学习。”何建行说,少年时候他曾被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中的陈景润感动过,但最终他选择马斯克,一个希望将人类从自我毁灭和意外灾难中拯救出来的人做偶像。
何建行也是一个跨界者和一个拯救者。“我不去挑战,学术研究就上不去;我不跨界,手术质量就上不去。”他说,他发明的Tubeless不插管手术可以让患者“4个小时后载歌载舞喝咖啡”,全球气管外科手术祖师爷之一的麻省总医院也派人来广医一院学习。
马斯克喜欢叔本华的话:“有才华的人,能击中别人无法击中的目标;天才,能击中别人连看都看不到的目标。”他有着天才的视野,何建行也是。
与何建行交谈,你经常会忽略到他的另一个身份:广医一院院长。
既然是院长,那么有些话题是避不开的。
关于医改,他说,公立医院改革效果非常好。他曾做过调研,广州市推动公立医院改革以来,医院的门诊量大幅下降,虽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门诊量增加了一些,但比不上医院下降的数量。“首先是充分尊重了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其次理顺了基层到三级医院的就医秩序,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过度医疗。”
关于医联体,他说,广医一院将与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加强合作,推进慢性病防治和管理。2017年8月30日广医一院与中山市三乡医院签署医联体协议,9月19日与越秀区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我院未来将按照各自的功能定位,发挥对成员单位的技术辐射和带动作用。”
关于公卫服务,他说,早期发现肺癌群体中大约有90%以上的生存率。在他的主持下,广医一院一直致力于早期癌症筛查工作,曾启动“爱肺计划”为3万广州户籍困难人士免费筛查肺癌,今年又承担了越秀区50〜74岁肺癌高危人群筛查试点工作。
▲2017年6月9日上午,何建行参加首个“中国器官捐献日”公益活动。
关于医保支付,他说,老百姓的获得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医药费报销,“政府在医疗卫生事业投入很多,目前主要投到生产资料上,应该加大医保支付方面的投入。”
2017年7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贺胜到广医一院调研公立医院改革,何建行建议推行医保的差异化支付。他建议学习香港,医保只用来支付基本医疗,单人病房等与医疗无关的支出应由个人支付,王贺胜当场点赞。
作为广医一院的掌门人,何建行有自己的行政办公室,他却基本上不去。何建行每天工作时间都超过12个小时,而除去外出做学术交流和开会,他剩下的时间,一半在手术室,一半在新住院大楼20楼的病房和胸外科办公室。
“我最基本的身份就是医生,我做管理也是为了医生。”何建行说,他将医院的具体管理分给副院长,自己只管大方向,不干涉分管领导的具体工作。他以医院的投标会举例说:“院长参加投标会会很尴尬。你吭声还是不吭声?你吭声是不是在支持他?你不吭声是不是要拆墙?所以,我不要提名权,也不要建议权,我抓好审计就行了。”
记者问他,你能不能给自己的工作打一下分?一直需要和数字打交道的他却显得很腼腆,不肯谈具体的数值。“作为一名医生,我是可以的;作为医院发展战略的管理者,我是可以的;我的细节管理……”何建行顿了顿,他试图找出一个词汇定义自己的短板。
事实上这也不是短板,一家专注报道医学领域的媒体称,何建行已经做到了管理的极致:他通过3H标准让广医一院变得更“专业化、人性化、标准化”。这里的3H指的是:Hospital,医院本身的职能;Home,让患者感到家的温暖;Hotel,顶尖酒店的后勤管理。
私下里,同事们常称呼何建行为“何帅”,既因为他的帅气,也因为他在管理上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医院管理是一门学科,既有社会管理学科的共性,也有医学管理学科的特殊性。在深化医改、探索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当下,何建行或可给出一些借鉴。
▲何建行与两位爱徒梁文华副教授(左)、梁恒瑞(右)合影。
何建行在的时候,胸外科办公室的门始终打开着。医生找他讨论手术,下属找他请示工作,病人找他询问病情,只要他在,都能第一时间看到他。
由于他太忙了,很多工作只能见缝插针,不时有医生为插队而“吵架”。何建行接受人之初杂志采访的时候,也有几拨人来找他。等候最久的,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是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晚上他们有两个关于新发明的会议要开。因为涉及到商业机密,他们不肯透露研究的内容。
轮到他们时已是晚上8点。但很快插队的就来了,两位医生拿着第二天手术的资料,投影仪上投射出患者的影像。接连不断地来人,何建行没有一点休息机会,晚饭也没有吃,桌子上放着一盘花生,他吃了几颗。7点的时候,护士陈莹曾过来问他要不要订饭,他摇了摇头,办公室还有客人,吃饭不礼貌。
走出何建行的办公室,五步外就是一个休息区。这里的环境比办公室好多了,两排沙发,一个茶几,有屏风和花盆隔开走廊,安静而舒适。休息区的墙上挂着两幅照片,是胡锦涛和温家宝接见钟南山院士。
“何院长是乐于接受各方面知识的学士,是永远冲在技术高峰的勇士,更是与病魔斗争的战士。”何建行医生的同事、广医一院胸外科邵文龙说。“非典”时期钟院士创造了一个神话,如今何建行也在书写自己的传奇。
休息区的窗户很大,可以清晰看见海珠桥和解放桥上车来车往。华灯初上,恰好是第七届广州国际灯光节,解放桥上蝴蝶绕着木棉花飞舞,海印桥则如孔雀开屏,一片流光溢彩。看着绚丽的灯光表演,我忽然想起在中国器官捐献日当天,广医一院的微信公号推送了一篇文章,标题用了两个词:“生若春花,逝如烟火”。
因为爱,一个普通人可以让自己活成烟火;何建行则像一盏明灯,照亮更多人的生活。
采写:宋炳军
编辑:SuHe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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